在樓房陽台養雞鴨，這可不是中國才有

作者：中東研究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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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同社會中，人們都總在無意識地試圖為個人身份賦予意義。

在埃及，公寓和街道等空間都成為了不同階級和性别的人為自我身份尋找意義的地點。在開羅一個名為布拉克（Bulaq）的社區，個人身份與空間緊密相連。

在八零年代政府的一個安置項目中，空間被政府賦予了不同的意義並有著影響人們認識和慾望的力量。但人們並未全盤接受政府所賦予空間的意義，而是通過改變或操控空間來闡釋自己對於空間和自我的不同理解。除此之外，男性身份也在空間中獲得意義，在受到來自政府或是女性的挑戰時，男性則運用不同的方式來捍衛自身；而女性在其中也並未消極的等待被定義。

(上圖中紅色區塊即為布拉克區。/ 圖片截取自Google map)

布拉克是開羅的一個老城區，住户多為中下階層。缺乏個人隱私，許多家庭沒有自己的廁所和廚房是其特點之一。

更重要的是，它狹窄的街道使得政府很難對其進行各方面的管理和控制。八零年代時，時任埃及總統薩達特開始了一系列使開羅更開放、更西化的發展項目。在政府眼中，布拉克野蠻、落後，是開羅發展的障礙，便將該區域居民重新安置到新建的樓房中。政府對於該政策的敘述對人們的影響是可見的，大家開始將這些「落後」的區域與當時埃及頻發的恐怖襲擊聯繫起來，一位被重新安置的女性居民表示自己無法理解為什麼在美國那样文明、先進和現代得國家也會發生襲擊。

政府首先對空間進行改變，通過賦予其「現代」的意義而使政策正當話，電視節目和電影等媒體對於此類敘述的重複宣傳和更使得人們將該概念内化於心。

阿莫（Amal），一個五歲的小女孩在一次採訪中表示了自己對有寬敞客廳和整潔空間的家的渴望。人們對於擁有一所現代公寓的渴望，更多的是在充滿不平等的生活中對於經濟困境和被遺忘感的無聲抗議，搬進一間現代的公寓創造了一種融入世界，跟上世界步伐的感覺。

政府對於布拉克居民的期待，不僅局限於搬進一間新公寓，需要丟棄的不僅是自己的老房子，還有那些被視為野蠻和落後的生活習慣。但這些布拉克居民們在搬進新房之後開始無意識地、主動活躍地對抗政府賦予空間的那些社會意義。

在官方敘述中，現代公寓最主要的特點是每個房間都有特定的作用，譬如：人們應該在廚房做飯，在客廳接待客人。然而，舊有的生活習慣並未被捨棄，而是隨著人們進入了新公寓。大多數女性為了看電視打發時間，許多廚房事務都在客廳完成，有的還依舊會自己在家屠宰雞、羊。新公寓的陽台也被人們充分利用，成為了展示自己經濟實力的地方，經濟條件好的家庭會使用昂貴的材料將客廳和陽台隔；陽台也成為家庭内部與外部世界的連結，陽台上晾曬的衣服成為了遠房親戚來訪或是新生兒到來的訊號。這也未免太不「現代」和「文明」了吧！

(陽台上晾曬的衣服成了遠房親戚來訪或是新生兒到來的訊號。/此為示意圖，圖片來源：Photo by Jason Briscoe on Unsplash)

阿拉伯世界的咖啡館等公共空間是男性發展自我認知，並在該認知受到挑戰時對其進行保護的重要場所。在布拉克，男性間的兄弟情誼常常通過在咖啡館或是工作場所中進行的社交得到發展。他們一起工作、吃飯、說笑話，基本上所有的空閒時間都在一起。時間久了，每個人都在自己特定的社交空間內發展出了歸屬感和安全感。住在布拉克的男性將自己稱為「老城區的兒子」。

忠誠、可靠以及養育家庭的能力在社交中佔據著十分重要的位置，這些品質反應了作為城區和國家的兒子被期待具備的精神。作為男性，養育家庭和照顧其他兄弟姐妹等社會期待在宗教語境中得到進一步的鞏固。然而，政府的介入常常會挑戰男性的自我認知。許多年輕男性都從事著不受政府監管的「灰色」工作，譬如販賣小商品，因此他們佔據著大部分的公共空間，這種「散漫」的活動方式吸引了警察注意。1998年，埃及議會通過了一項專門監管男性在公共空間行為活動的法律。根據這條法律，一切在公共空間展示個人力量以威脅他人的行爲都面臨被懲罰的可能，男性在公共空間的存在被政府視為一股威脅力量。

法國哲學家福柯曾提出過「控制型態」（modality of control）的概念，在這個例子中，無論自身行為是否會對他人造成影響，處於公共空間中的男性身體都已被歸入到權力的控制範圍，這種對於身體運作過程控制則盡可能的細節化、具體化。

從口頭羞辱到暴力規訓，警察的管理方式多種多樣。於是，許多男性表達對政府的不滿，認為自己作為國家的兒子受到了羞辱。這使得他們使用各種方式來確保「自己作為男性」不再受到此類待遇，許多男性拒絕去到布拉克以外的區域，寧可待在有著熟悉的朋友、家人的街道更安全，受到侮辱的可能性更小，由此來保持和恢復自己被政府傷害過的自尊。

除了待在熟悉的街區，男性也會通過對女性的控制來重新重獲得尊嚴感。

(阿拉伯世界的咖啡館等公共空間是男性發展自我認知，也是認知受到挑戰時對其進行保護的重要場所。/圖片來源：Photo by Mariam Soliman on Unsplash)

卡瑞瑪（Karima），作為家裡最小的女兒，便處於她哥哥薩米（Sami）的控制之下。薩米認為監控妹妹的行為是他的權力和責任。有一次，卡瑞瑪在未得到母親同意便私自去了同學家，回家後被薩米進行了暴力管教。卡瑞瑪認為，哥哥對她的管教是出於關心和愛護，她表示自己很珍惜這份愛。薩米對妹妹的控制慾在他失業在家時則達到了頂峰。許多布拉克的男性在公共場合看到未帶頭巾的女性還會上前對其進行教育。

這些情境中，男性總是一種剛性的存在，它強調權利、占有和控制，以此為途徑而獲得在社會中被剝奪的存在感和尊嚴感。他們通過暴力的方式來保護家庭，關心和愛護則成了使暴力正當化的最好理由。對於許多家庭而言，女性在外工作是不正當的，出現在公共空間不僅意味著和非家庭成員意外地異性接觸，一種在控制範圍之外的可能；還意味著和其他女性建立聯繫、團結起來對抗男權的可能性。

然而，很多女性能夠通過展示自己對公共空間的所有權來跨越性别界限，試圖重新定義男性與女性、公共與私人的空間界限。

馬納（Manal）是開羅的一位女性活動家，常年為使更多女性獲得社會權利和政治權利而努力。她被家人和鄰居們稱為「一個男人」，還不被她的母親和哥哥允許在婚礼上跳舞。

因爲對於大多數人來說，空間是有性别的，活躍於公共空間被視為男性，在婚禮上跳舞則被視為女性，這兩者不可共存。而馬納通過接過傳統上定義為男性的角色——活躍於公共空間，在她得到的社會認可中，公眾敘事將她描述為男性，而非女性。在這個意義上，根據自己的個人意願而行事的權力被社會否認，唯一受到社會接受或是將其正當化的方法只有一個：被視為男人。在馬納跨越性别界限、重新定義女性個人權力和社會權利的嘗試中，她的主體性被完全否認，因爲當她作為一個女人，並未被賦予定義自己的權利，她的行為只應該是社會所期待的那樣。當她活躍於公共空間並且與傳統認知產生衝突時，她「女性」的身份被消解，只因人們無法想像女性也是可以如此行事的。

政府插手人們生活的每一個細節。通過將現代公寓和更好的生活質量、更多的工作機會聯繫起来，由此來建立自身的合法性和向人們無意識的傳達「應該」具備的品質。空間被賦予的一些意義使人們感覺自己並未被遺忘，而是作為一份子參與了國家的發展。

雖說個人身份的建構發生在各個空間，但很多時候身份總是模糊的，更清楚、更具體的身份意義總是被需要，使用空間來定義自己則是尋找清楚具體的方式之一。在開羅的安置項目中，通過商量和操控空間與現代化之間的關係，人們得以確保自己在被現代化社會中依舊還是一個存在的個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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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照片來源 Cover Photo by Jonas Tebbe on Unspl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