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努力卻無法翻身？階級複利是普通人的路徑，也是非洲邊緣族群的隱形囚籠

作者：wowAfrica阿非卡 內容總監 何佩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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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物理世界中，重力決定了物質的聚集；在社會結構中，則存在著一種同樣強大的力量，那便是地位累積的複利邏輯。體制會自動放大初始的微小優勢將領先轉化為結構性紅利，使得勝負不再取決於個人努力，而是取決於起點。贏家與輸家之間隔著一道努力無法跨越的身分鴻溝。

當大眾習慣關注頂層的成就時，往往忽視了體制背後的排除邏輯。對邊緣群體而言，社會結構不是上升的通道，而是一座精密運作、將其排除在外的隱形囚籠。

這種地位累積機制在全人類文明中普世存在，差別僅在於其運作規則。在西方體系中這種機制隱藏在實力主義的考卷背後；在東亞社會，它交織在人際網絡與家族的集體資本裡。體制即便存在不公、同樣導致了劇烈的不平等，在名義上仍承諾了「努力就有機會」的社會契約。然而，對於身處非洲封閉體系邊緣的人來說，這套契約從未生效。在這些體系中，地位並非競爭的獎賞，而是依附權力才能獲得的特權。本文旨在探討：究竟是何種結構讓邊緣族群的努力徹底失效？又是誰在主導這場將他們系統性排除的資源分配？

權力的座標，大人物陰影下的恩庇侍從體系

要理解非洲邊緣族群的困境，必須先認識「大人物政治（Big Man Politics）」。

這是一套將國家公權力高度個人化的運作邏輯：社會資源的分配並不遵循法律或市場競爭，而是圍繞著一個權力核心旋轉，也就是大人物。在這種體系中，大人物扮演著資源「門神」的角色，將國家的稅收、土地與商業特許權視為私人賞賜，用以換取下屬的忠誠。對邊緣族群而言，這意味著地位累積的邏輯不再是實力主義，而取決於與權力核心的親疏遠近。如果你不在權力的視線內，連參與競爭的入場券都觸不可及。

這套邏輯最極端的化身，莫過於剛果民主共和國的前統治者蒙博托（Mobutu Sese Seko）。他利用其所屬的恩班迪族（Ngbandi）建立了一個封閉的獲益網絡。在 1973 年推行的「扎伊爾化（Zairianization）」政策中，蒙博托強行徵收了數百家外資企業，但他並非將其收歸國有，而是直接撥交給其親信與部屬。這場名為國家化的演出，實質上是資源的私有化掠奪，它將社會財富轉化為特定族群的私人饗宴，而將其餘數百個被排除在權力視線外的群體推向生存邊緣。

當「大人物」邏輯延伸至族群層次，國家發展便演變成了以族群為座標的零和遊戲。

身分標籤在這種體制下就是經濟通行證，發展不再是全民共享，而是特定族群的排他性紅利。以肯亞為例，政治精英常動員族群認同，將國家預算轉化為定向投資。中央政府優先將高價值的基礎設施——如標準軌鐵路（SGR）——鋪設在支持執政者的吉庫尤族（Kikuyu）核心區域；相對地，北部的圖爾卡納人（Turkana）則長期處於公共服務的真空地帶。

最後，這座囚籠在地方層級演變成了「教父制（Godfatherism）」，它將公共行政降格為地方權貴的私有金庫。其核心邏輯在於政治分紅：強大的地方教父透過資金與暴力資助候選人競選公職，勝選後，該公職控制的資源便成為教父網絡的私人領地。在奈及利亞的奧約州（Oyo State），教父阿德迪布（Lamidi Adedibu）將此運作發揮到極致。他掌控的政府會將稅收代理權或建設合約指派給影子企業，甚至利用不需審計的「安全投票金（Security Vote）」直接支付政治酬傭。這讓社會上升路徑被鎖死在少數政治股東的閉環內，缺乏背景的年輕創業者根本無力跨越這道高牆。

隨著時代演進，即便舊制度正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戰，但是想要崩解它仍是超乎想像地難上加難。以肯亞為例，儘管 2024 年肯亞 Gen Z 青年試圖透過數位覺醒挑戰老朽的恩庇邏輯，但抗爭的困境在於大人物依然握著生存的總開關。執政者透過壟斷農村的糧食與肥料援助，掌控了基層的生存命脈。這場「物資壟斷」對抗「數位覺醒」的不對稱戰爭，證明了體制的固化並非僅是觀念問題，而是一套深植於物資分配的硬體結構。

這種由大人物政治、族群分配與地方教父交織而成的網絡，在社會學上被稱為「恩庇侍從體系（Patron-Client System）」。它依賴三根支柱維持穩定：個人化的資源賞賜、血緣標籤的准入機制以及對生存物資的結構性壟斷。這套體系確保了地位累積永遠只能發生在效忠者的圈內，並將其餘所有人格式化為系統外的幽靈。

法律視線外的格式化以及突圍後的沉重家族稅

如果說權力門檻是第一道牆，那麼行政體制裡的隱身術，便是將邊緣族群徹底格式化的武器。 

在衣索比亞的奧羅莫（Oromo）農村地區，高達 80% 的貧困源自代際傳遞。其背後的核心推手是行政體制的刻意忽視：大量農民在官方紀錄中從未擁有過合法的出生證明或身分證件。當一個人不被國家紀錄所承認，他在法律意義上便處於結構性的不存在。 這種身分上的真空，直接切斷了地位累積的所有可能。最鮮明的受害者是那些勤奮的奧羅莫農民。由於缺乏受法律保障的地契，他們即便辛勤耕耘、累積了微薄積蓄，也因為沒有合法身分，無法將財產轉化為可攜帶、可抵押的流動資產。在行政體制的眼中，這片土地與產出皆為無主之物。當政府進行土地徵收或發生族群衝突時，這些缺乏紙上權利的人隨時會失去一切。 

這一點在 2014 年至 2016 年間的「阿迪斯阿貝巴大師計畫（Addis Ababa Master Plan）」中暴露無遺。衣索比亞政府試圖擴張首都邊界，數以萬計世居於此的奧羅莫農民，因在行政系統中缺乏正式的身分登記與地籍紀錄，在法律上被直接定性為非法佔用者。耕作數代的祖產被視為荒地徵收。這種體制內的抹除，讓農民在面對強拆時，連進入法院爭取補償的門票都沒有。

這是一個只有摩擦力、沒有累積力的真空地帶：缺乏法律的背書，個人的努力無法累積成資本。這解釋了為什麼暴力在某些時刻不再是瘋狂，而是一種絕望下的生存邏輯。

那麼，如果體制內的門被鎖死，那些成功翻牆的人真的逃離了重力嗎？ 在極少數情況下，邊緣族群中會出現成功翻牆的倖存者，但其背後往往隱藏著嚴重的倖存者偏差。

在知名小說《美國佬（Americanah）》中，赴美留學的女主角、奈及利亞伊博族（Igbo）女孩伊菲美露看似打破了階級天花板，但她的成功其實擁有極高的初始海拔——她來自受過教育的城市中產家庭；這份隱性資本是那些被行政真空抹除的農村子弟終其一生也無法企及的。 

更殘酷的是，即便個體幸運地克服了行政隱身與階級過濾，這套系統仍為倖存者準備了最後一道枷鎖：家族稅（Black Tax）。 

在非洲文化中，個人的成功被視為集體的紅利，高薪移民往往必須背負供養龐大親緣網絡的義務。這種非正式的再分配機制雖提供了社會安全網，卻也產生了極強的資源稀釋效應。當西方的同儕正啟動財富複利時，邊緣背景的成功者正忙著填補故鄉的貧困黑洞。這揭示了一個冷酷的事實：門是鎖上的（行政隱身），即便爬過了窗戶（成功突圍），身上還綁著沉重的鉛球（家族稅）。 

 那麼，既然這張名為人生的考卷這麼難寫，為什麼非洲邊緣族群依然對那道透明天花板趨之若鶩？

在不同形式的排斥中流轉，尋求最不壞的生存出口

當母國的恩庇侍從體系將大門徹底鎖死，非洲邊緣族群對西方的嚮往，實質上是一場為了生存而進行的理性博弈。他們憧憬的並非絕對的富裕，而是制度的可預測性——渴望以能力決定位階，對抗原居地那種由血緣與效忠決定一切的窒息感。 

然而，彼岸的現實卻是另一場幻滅。非洲移民雖是美國受教育程度最高、學位持有率遠超本土人口的群體，但這些優勢在累積地位時卻遭遇了嚴重的資歷貶值。由於隱形偏見與職業認證門檻，許多非裔精英從事與專業資歷脫節的低門檻工作。資歷貶值讓他們陷入了困局，空有高端技能卻無法轉化為社會地位的困局。

他們離開了故鄉的族群排斥，轉向走進了異國的種族排斥。

即便如此，這場移民行動仍是清醒的權衡。非洲邊緣族群憧憬的從來不是理想的平等，而是「比現在好的任何可能性」。這從來不是一個好與壞的選擇，而是不同程度的惡之間的比較。留在故鄉面對的是 0% 的機會與隨時可能發生的行政抹除；移民西方，儘管存在歧視，但至少法律程序保障了 10% 的生還機率。在他們的生存算式中，「歧視但安全」永遠優於系統性的滅絕。

這種對生存環境的取捨，在代際之間引發了劇烈的心理參照點位移，形成了一種認知斷裂。 

對於第一代移民而言，他們的判斷基準建立在生存安全的絕對座標上。他們在母國親歷過法律秩序崩潰、或被行政體系徹底抹除的極端環境。在這種環境下，即便他們之中有人設法獲得了知識或勞動技能，也會因為不屬於大人物的權力圈子而面臨結構性的失業或排擠。因此，西方體系中帶有摩擦力的有限機會，對他們而言並非不可接受的殘缺，而是換取生存權的最低門檻。在強烈的求生意識驅動之下，他們展現出極高的隱忍，接受大材小用的現實，將其視為遠離那個隨時會崩潰且永遠不給予其發揮空間的舊體系，換取安全環境的必要代價。他們忍受歧視帶來的心理磨損，只要壓力不至於剝奪生命，任何不平等都被視為生存博弈中的合理成本。

但是，對於在西方長大的第二代移民，這種參照體系徹底失效了。他們出生於這片標榜平等的土地，長輩口中的威脅對他們而言只是遙遠的家族故事。他們的心理基準點不再是過去的災難，而是當前的社會公正。 當他們看到資質平等的同儕能順理成章地啟動地位複利，自己卻因隱形的標籤而受阻時，那種「比故鄉好一點」的說法，在他們眼中顯得毫無說服力。在西方長大的第二代移民不再是尋求庇護的生還者，而是要求同等競爭權利的公民。

第一代移民看重的是那 10% 的生還可能，第二代移民感受到的則是那 90% 的系統性排除。從保障生存到追求權利的認知轉向，讓原本用來忍受歧視的心理防禦，轉變成了挑戰體制結構的強大動力。

沒有 100% 平等的地方

地位累積的機制在地球的每個角落都以不同的面目運作著。非洲邊緣族群從母國到異鄉的尋求生存旅程揭示了一個冷酷真相：邊緣族群的一生，經常不是在追求理想的公平，而是在不同形式的不公正之間流轉。

這是一場 0% 與 10%的博弈。 有些體制提供 0% 的翻身機會（如徹底封閉的恩庇體系與行政隱身），在那裡，努力被權力直接格式化為虛無；有些體制則提供了 10% 的生機（如帶有隱性偏見的西方社會），在那裡，成功雖然需要支付高昂的歧視溢價，但法律程序至少保障了最基本的物理安全與微弱的翻身可能。 

邊緣族群的悲劇在於，他們被迫在系統性滅絕與結構性歧視之間選擇。他們對遠方的嚮往，與其說是對理想文明的投奔，不如說是對可預測之惡的選擇。 看清這套權力演算法與行政隱身的真相是我們重新審視不平等的起點。當一個社會的地位累積機制只為極少數人服務，而將多數人拒於起跑線外時，這座隱形囚籠所積壓的動能遲早會引發結構性的崩塌。

( Photo by Miko Guziuk on Unsplas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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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照片來源：Photo by Colin Cassidy on Unsplash